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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屋和購屋已經成為厭世代最深層的厭世來源之一，特別是黃瑋隆因為房子而卡住的人生。
文、攝影：吳承紘｜圖表製作：吳念芯｜影片拍攝：程兆芸｜影片監製：李漢威｜動畫製作：高敏嘉、游子慧｜題字：江芃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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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房子我根本買不起！」當27歲的黃瑋隆難得沈下臉，指著他們公司樓下房物仲介公司牆上所貼的物件，用力說出這句話的時候，除了驚訝之外，我其實能夠體會黃瑋隆的無奈與憤怒。
高瘦的黃瑋隆就像是一個常常會跑籃球場的陽光大男孩一樣，從他臉上很難看到負面的情緒，鎮日都是笑嘻嘻的，彷彿都是他把陽光帶給別人，鮮少見到他消沈的一面。
黃瑋隆看來陽光，其實也是一個富有正義感的人，而這點也充分體現在他的工作當中。大學畢業前，黃瑋隆去當地一家大型旅行社打工，第一次體驗職場震撼。他當時觀察到，雖然旅行社主攻中高價的行程，但許多員工不但沒有抽成，而且薪資只有22K甚至只領取基本工資。比方一個旅展下來也許旅遊行程賣出數百萬元，但員工不但沒抽成，連假日加班也沒有加班費，一樣是月薪22K。「你會覺得很不平衡，覺得我們的企業是出了什麼問題，但他們是合法的。」黃瑋隆感到很沮喪，面對職場剝削他卻不能做些什麼。
「就是對於勞動權益很『每送』（不爽），於是就想去考研究所，想要讀一些勞動權益相關的東西。」面對職場壓迫，黃瑋隆選擇從知識尋找解答，但他也很清楚，等到真正投入職場，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但勞動權益是一回事，真正讓他受到震撼的還是薪資。
南北的薪資鴻溝
畢業後黃瑋隆跟著大多數的社會新鮮人一樣，先選擇在人力銀行尋找職缺，而且優先找北部的工作。他很快就發現，在薪資方面，南北部存在著一道鴻溝。
黃瑋隆因為科系屬於較冷門的社會科學類，因此他尋找的工作大多是一般行政、業務之類的職缺。北部方面，有列出薪資的相關工作大多是28K，高雄本地的工作則大多是22K或23K，明顯有著數千元的差距。甚至有些工作沒有列出薪資，黃瑋隆還直接打電話去問，結果「就是23（K）喔！有些還不講有沒有勞健保喔！」黃瑋隆用他招牌的高八度聲調，還拉長尾音說。
「我發現那個狀況實在很誇張，台北跟高雄真的有一個gap在。然後你會覺得，嘿，真的是22K。」黃瑋隆很挫折。還在學校念書的時候，22K對他而言是同學之間聊天的材料，距離他們還很遙遠，黃瑋隆當時天真的以為即使是22K，但自己碩士畢業，「應該隨便找也有30K以上吧？」
畢業之後黃瑋隆馬上就被現實澆了一大盆冷水。他很快就發現，人力銀行上碩士學歷的相關職缺並不多，如果有，條件通常都「很奇怪」。黃瑋隆用「奇怪」形容，其實是相對於他社會科學的背景。這些被他形容為「奇怪」的條件，大多需要擁有證照，但社會科學背景的畢業生很少有相關的證照。再來就是中南部的職缺大多是傳產或營造業，很少是黃瑋隆專長適合的職缺。
「你能做的以及你想做的落差太大，反而是你如果當初乖乖…」黃瑋隆說完之後似乎覺得不妥，「這樣講也不大好，就是如果當初乖乖去念什麼電子啊，機械啊或是技職體系出來，好好去培養你的技藝，去這種工作也許會好一點，幹麻開那麼多大學？」黃瑋隆有些沮喪地說。
幾番考量，最後黃瑋隆決定待在高雄工作。因為台北的薪資雖然比較高，但如果薪水只有28K的水準，扣掉七、八千元的房租，其實就跟南部的22K差不多。在高雄至少還可以住家裡，能夠省掉一筆開銷，同時黃瑋隆也可以就近照顧家人。幸運地是，因為黃瑋隆在研究所時期接觸過許多NGO團體，於是畢業後來到地球公民基金會工作，月薪32K，在當地是不錯的薪水。
「父母親以前會希望你未來去考公務員，薪水至少有4、50K，現在在NGO是32K，但比起我身邊服務業的朋友已經好很多了。」黃瑋隆相當珍惜現在的工作，且因為工作的緣故，需要南北兩地奔波，對於南北部的薪資差距了然於胸。既然提到身邊的朋友，他又用很誇張的聲調強調南部嚴酷的勞動環境，「（我的工作）很好耶！天啊他們只領26到23K，而且他們的假日是不一定可以放的。」
比如黃瑋隆的女友曾經在高雄某飯店工作，六日上班，沒有國定假日，平日才能休假而且不能連放。這樣的工作起薪是23K，如果請病、事假或其他扣薪假，那麼當月的薪水就會低於22K了。
「在服務業的人，大概就是26K左右，那是好一點的。大多就是22或23K，有規模一點的就是26K到27K左右。」黃瑋隆說。
北部二都充滿就業機會成為就業首選
南北部薪資與物價的差距是現在許多上班族選擇工作地點的關鍵。黃瑋隆觀察，南北之間的薪資的確存在著差距，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距，沒有人可以說的出來。因此，台北高昂的生活支出，漸漸讓一群異地的工作者開始回流原生地，或像黃瑋隆這樣畢業後直接在原生城市就業，即使南部的物價也已經慢慢有追上北部物價的趨勢。
但為什麼大多數的人會選擇在北部就業？
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5年所發表的《105年中小企業白皮書》，台灣目前所有的企業共有141 萬6,738 家，其中中小企業約有138 萬3,981 家，占全體企業家數的97.69%。根據這份白皮書的統計，中小企業的家數、就業人數及銷售額的區域分布，顯然集中於北部或六都。
從中小企業的數量來看就很清楚，2015 年北部地區有共64.5 萬家，占46.60%，而光是臺北市、新北市和桃園市三都就佔了39.47%，將近4 成。中部及南部地區則分別為33.5 萬家（占24.22%）及35 萬家（占25.29%）。同時，縣市排名前6名都是六都，合計約99.6 萬家，占71.98%。人數方面，中小企業就業人數約4 成6 集中在北部地區，其中雙北中小企業就業人數是前兩名，總共佔了3 成1，大致朝南部遞減，但仍以六都最多，只有桃園市人數最少。
因此，不管在企業、受僱者以及所創造的產值，北部都佔了將近一半，六都則是掌握將近八成的中小企業工作機會，就算200人以上，年營業額一億元以上的大企業也是一樣。統計數據很清楚地說明，都市因為工作機會較多，所以是工作與生活地點的首選。
「在南部開的薪水就是這樣，你國立大學去有一點規模的公司會比較不一樣，其他的大概就是23K到26K左右。」黃瑋隆下結論。由於工作的關係，黃瑋隆時常北中南四處出差，工作好幾年下來，對於北中南的物價與薪資差距更是點滴在心頭。但他也觀察到，高雄的薪資雖然沒有什麼成長，但物價卻已經慢慢追了上來。比方黃瑋隆常吃的一家燒肉飯，高中時定價是60元，10年間已經漲到75元，另一家則是從60元漲到95元，大部分店家則維持在7、80元左右，同樣的燒肉飯台北大概要再多個10元。因此，停滯的薪資實質上可以說是倒退的。雖然大部分的政府數據都告訴你，台灣的物價是「溫和上漲」，但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在物價指數的統計當中，食物類的上漲趨勢往往都是最高，而這也是受薪階級最敏感的部份。富人和一般人的食量不會差太多，但食物價格一旦上漲，一般人的薪水往往無法有額外的預算填補上漲的食物價格，就只能被迫削減食物的數量，但富人卻可以有多餘的預算可以對抗食物價格上漲，這是消費者物價指數所無法呈現的一面。
「薪水的確在倒退，最明顯的就是小時候我媽領的薪水。我媽說她一個月領3萬，一天領一千塊，她還只是高職畢業而已。我爸就會笑說，你碩士畢業領的薪水跟你媽一樣，但是物價完全不一樣。」黃瑋隆哈哈大笑地說。台灣自1996年以來的薪資停滯現象，黃瑋隆的這番話恰好做了最佳的證明。
「（南部）薪資比較低，而且我覺得物價快要跟台北一起了，特別是房子。我完全不敢，根本不敢想。卡住了，卡在薪水上面。」伙食等生活的支出還可以靠著撙節調整，但房價就不是如此了。黃瑋隆認為，房價是年輕人最有感的部份，同時也是他的痛苦來源。
「房子真的很誇張，我們家那時候買公寓總價是300萬，20年漲一漲變成1000萬。20年的房子變成1000萬！」黃瑋隆瞪大了眼睛，把「一千萬」這三個字的音拉個老長，伸展兩隻手企圖表達這1000萬的荒謬。
「最扯的是，我們現在隨便去看房子，捷運沿線不用看了，捷運至少1500萬到2000萬，像我們公司樓下就是房仲，價格都貼在上面，動不動都是2500萬，一坪大概是30萬左右，台北大概就是45以上吧？但總價還是很驚人，根本買不起。」黃瑋隆說，只有鄉間或是污染嚴重的地方房價會比較便宜，但也不見得財務負擔會比較輕。
因此，當黃瑋隆經過公司樓下的房仲店面，在我和夥伴面前脫稿演出一股腦兒地高聲批判房價，我一點也不意外。
如果說不買房就是對天文數字房價最好的抵抗，其實也沒有錯。但如果買房的壓力是來自第三方，那就又另當別論，而黃瑋隆面臨的正是這樣的壓力，「買房」這件事就像是被颱風吹倒橫亙在人生道路前的巨木，讓他只能選擇繞路逃避。
走在世界前端的台灣房價
有了工作之後接下來就是成家立業，這是大多數人會走的一條路，也是四年級世代認為是「成功人生」的價值觀，黃瑋隆也不例外。黃瑋隆有個論及婚嫁的女友，因此他認真地估算包含結婚以及成家後所需要的成本，好準備走下一個階段的人生路。他以最近才剛結婚的親戚為例，夫妻倆人選擇先訂婚，兩年存了100萬才結婚，而且還不包含聘金的費用。黃瑋隆尷尬地笑著說，光是聘金他就不知道要存多久，但最關鍵的還不是結婚所需要的成本，真正讓他陷入絕望的是買房這件事。
「結婚之後你接著社會壓力就來了，像你要不要小孩？有小孩的話，你房子跟車子準備好了嗎？女友爸爸就說的很白：『你有房子嗎？』」
「你有房子嗎？」這句話就像是一顆直接打中黃瑋隆心臟的子彈，正中要害讓他完全無力反擊。
「聽到這句話我就⋯⋯哇⋯⋯房子算一算，我大概35歲才能存到頭期款吧？然後背20、30年的房貸⋯⋯」我看著黃瑋隆認真地一樣樣地把生小孩的費用、小孩的教育費與生活費一一攤出來計算，越算卻越是絕望，我不禁想起自己的父母當年是如何乘在經濟起飛的浪頭上，靠著勞力把三個小孩扶養長大，還買了房子，過著所謂「中產階級」的穩定生活。而黃瑋隆所具備的知識和技能不知道高出他們多少倍，年紀輕輕卻已經被房價所擊潰。
按照黃瑋隆對於房價的敘述，再對照內政部營建署所公布的「房價負擔能力指標統計」，高雄市在2016年第三季的「房價所得比」為8.61，也就是說平均要8.61年不吃不喝才有辦法買房，雖然低於全國平均的9.35，且內政部營建署的新聞稿也輕描淡寫地評為「房價負擔能力等級屬略低程度」，但統計數字歸統計數字，現實當中人民的感受顯然不是如此。十年來，房價所得比上升將近一倍，但薪資卻沒有相對成長。冰冷的數據背後，是切切實實的痛苦，沒有所謂一倍或兩倍痛苦的差別。
其實早在1989年8月26日，就已經有5萬名「無殼蝸牛」上街頭抗議高房價並且「夜宿」當時的「地王」忠孝東路，這不但是台灣當時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也是人民第一次對高房價發出怒吼。當時的執政當局承諾將會進行改革，然而將近30年過去，房價依舊沒有任何鬆動的趨勢，甚至變本加厲。從內政部營建署的資料庫來看，黃瑋隆所在的高雄地區，房價所得比從有記錄以來的2002年第一季的5.20一路來到2016年第三季的8.61（至發稿為止略降為8.44），剛好就是黃瑋隆所經歷的時期。同時期台北市則是在2002年從比高雄略高的6.06，一路攀升至史上新高的15.47（至發稿為止略降為15.18）。在「台灣錢淹腳目」的80年代尚且如此，薪資停滯的厭世代要如何負擔堪稱史上最高的房價？
即使如此，仍有人認為台灣的房價不算太高，那麼與國際相比會是如何？根據美國物業顧問機構 Demographia 在2017年發布的《世界住宅可負擔程度調查》（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2017）第17頁說明，香港是世界上房價最高的城市，相當於一般香港家庭不吃不喝18.1年才有辦法買房。對比之下，台北是15.47年，而該調查的二、三名則分別是澳洲雪梨的12.2與加拿大溫哥華的11.8。但如果把台北以及房價所得比12.61的新北市放入這份調查，台灣就包辦世界二、三名「極度不可負擔房價」的城市。即使是高雄或台灣全國的房價所得比9.35，按照Demographia 的標準，只要是5.1倍以上的都是「極度不可負擔」。
因此，許多人認為在現今的高房價之下買房是不智的舉動，以租房抵抗高房價才是正途。然而，如果房價一直無法下跌，租金勢必連帶上漲，且台灣的住宅政策一直沒有進展，即使面臨少子化的未來，老了恐怕得是面臨台灣有99.55%的房東不願意租給老人的窘境。
我不禁問他，如果按照準丈人的意思成家生小孩買房子，你有算過月薪至少要多少嗎？
黃瑋隆想了想，如果是雙薪的話，女友現在的月薪29K，則自己至少也要4、5萬以上的薪水。但他強調，因為根本不敢想房子的事情，所以即使結婚也只能用租的。重點是，以黃瑋隆現在的薪資而言，雖然在南部是不錯的工作，每年也都會調薪，但如果要達到4萬元月薪的水準，大概還需要12年，也就是得等到40歲才有辦法。
「所以不敢結婚。有想，但是就是卡住，」黃瑋隆說到這裡便沉默下來，「其實我一直在逃避。」
合理的居住環境是基本人權
相較於陳芳君對於買房的相對樂觀，黃瑋隆因為「房事」而卡住的人生卻是因此停滯不前。在這次專題的採訪過程當中，不管深陷低薪困境的厭世代，還是領高薪的「人生勝利組」，只要是受薪階級，幾乎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有著「買房」的願望。
即使是在高雄擔任醫師的林逸均和曾在台積電工作的Ricky，這兩位年薪超過一百萬的人生勝利組，一談到買房兩人都顯得有些無奈。如同之前提到的高房價分析，越來越高的房價，即使不是最貴的雙北地區，拿到世界比較仍是「數一數二」。所以就算是年薪超過百萬的受薪階級，一個人獨立購屋仍是一件充滿風險的事。林逸均怕受傷，Ricky擔心未來工作有可能不保，一旦收入中斷，房貸就有可能成為問題。人生勝利組尚且如此，鎮日在低薪中掙扎的厭世代更是連想都不敢想。沒有安居，何以樂業？
但為什麼一定要買房，租屋難道不行？如同黃瑋隆的遭遇，上一代「有土斯有財」、有房子才是穩定與成功人生的觀念，深深地烙印在厭世代的身上，也因此影響他們對於房子的觀念。同時別忘了，截至2017年為止，根據「社會住宅聯盟」的統計，台灣的社會住宅僅佔全國住宅總量的0.103%，只比2016年的數字0.083%多了0.02%，且多集中在雙北和高雄市。和其他先進國家相比，荷蘭、丹麥、英國等國家擁有約20到35%的社會住宅，亞洲最低的日本也有6%，新加坡則是8.7%，而擁有世界最高房價，人口密度跟台灣類似的香港也有29%之多，台灣明顯不及格。此外，因為數量完全無法追上需求，僧多粥少的情況之下往往申請者搶破頭還無法獲得資格。
住宅政策方面，台北市長柯文哲選前的政見，社會住宅「4年2萬戶完工」變成「4年1萬8千戶動工」，總統蔡英文則是在2016年12月19日宣示「8年20萬戶社會住宅目標不變」，目前看來似乎仍是未定之數，引起爭議的前瞻計畫也未見相關規劃。假設這些政見都一一兌現，而新建案戶數也固定在2017年的8,601,774戶，那麼八年後社會住宅的總量也僅佔住宅總量勉強3%而已。
買屋不可能，期待政府似乎也不大可靠，厭世代只剩下租屋一途。然而根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網的資料，全國租金指數從2011年2月起便一路往上漲，2017年3月已經來到104.52的新高點，未來租屋只會越來越痛苦。即使前行政院長林全在2017年五月接受國外媒體採訪時宣稱台灣的物價很低，但對於需要租屋的厭世代而言，租金佔收入將近1/3，食物的開銷也大約是1/3，越來越高的租金和食物費用將使得他們不得不更縮衣節食，過著無法「安居」進而「樂業」的生活，更別說老了之後，有可能面臨房東不願意出給老人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發現許多厭世代因為無法負擔北部的高物價因而回到中南部原生地，住在自家並且就業的現象，但如同黃瑋隆的觀察，因為南北物價逐漸拉近，所以也越來越難以生活。
不論租屋或是購屋，兩者都應該是自由選擇的權力，合理的居住環境，是國家應該盡力維護的基本人權。如同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一條所宣揚的，「人人有權為自己和家庭獲得相當的生活水準，包括足夠的食物、衣著和住房，並能不斷改進生活條件。」租屋或購屋，都是人民的自由意志，不應當有任何一個權力被剝奪。然而台灣世界級的高昂房價，等於人民購屋的權力被財團以財力進行剝奪與篩選，因此被迫選擇租屋，而不是出於自由意志之下的選擇。但隨著房價高漲，房租也勢必節節高升，對處於低薪的厭世代更是不利。對照1990年代還在「台灣錢淹腳目」的尾聲，當時的房價、起薪和現今相比，不難想像厭世代所面臨的困境有多麼艱難。
承襲或承受上一代的居住觀念與現實政策的巨大落差，或許是厭世代們最深層的厭世來源。
再怎樣努力也沒有用
我們在黃瑋隆公司外頭，位於左營區精華地段的凹子底森林公園聊著。圍繞在公園旁是一棟棟宏偉的嶄新建築和碩大的建案廣告，搭配著精美而又遙遠的售價，彷彿嘲諷著那些只能仰望它的人們。黃瑋隆在這裡談著被房價所擊敗的終身大事，顯得格外諷刺。
黃瑋隆告訴我他的夢想。
「我想要環遊世界，我一直很憧憬這件事情。」高中時，黃瑋隆的母親因為癌症去世，雖然不確定發病的原因，但黃瑋隆一直認為，為了子女拼命工作而沒有自己的人生，是母親生病的主因。「我不想像她那樣，努力工作，最後走了，永遠在我的人生缺席。」
「我畢業時多麼想告訴她，媽，我畢業了耶，妳知道嗎？然而我卻只能一個人躲在角落，輕輕地告訴她。」黃瑋隆眼眶一紅，卻仍鎮定地把話講完。
不再以工作為第一優先，是厭世代與上一個世代最大的差別。他們想要追夢，想要慢慢累積自己生活的品質，不再以犧牲自己的時間與健康換來報酬，特別是在普遍低薪的環境之下。但這樣的心態往往會被上一代解讀為「不努力」、「不切實際」或「不求上進」等負面的評價，然而上一代批判的同時，卻往往忽略了每個世代之間成長環境與價值觀的轉變，因此流為世代之間的爭端。如近幾年來的流行用語「小確幸」，就傳神地表達了厭世代以小確幸堆積向前走的能量，或是在低薪與高房價的環境之下乾脆放棄儲蓄，以消費獲得片刻愉悅的心態。但上一代的長輩，卻往往把小確幸打為年輕人墮落或不求上進的象徵。
黃瑋隆也是如此，特別是從小就跟他很親的母親去世之後，讓他對人生有了不同的想像，讓他更加抗拒這個扭曲的環境。
「整個社會的氛圍，覺得說年輕人不努力，你們要努力經濟才會進步，但是社會環境又是給你們這樣的狀況？你會覺得對未來沒有希望，不想結婚，不敢買房子，什麼都不想，甚至就是覺得說我留在臺灣幹嘛，看我朋友出去殺牛啊、採水果，一個禮拜就比我兩個月的薪水還多，重點是還可以一直玩！」黃瑋隆提高聲量，羨慕地呼了一大口氣，看得出來他很失落。黃瑋隆的大學好友阿元（化名），資工系畢業後一直在22K上下的工作徘徊，後來靠自己在網路上找到一份在澳洲打工度假的工作，薪水是台灣的四倍，但工時是每天8小時。靠著那一年，阿元不但存下70萬，也讓他領略到何謂生活，旅行澳洲許多地方，還學會了衝浪。但阿元回國後一樣還是只有22K左右的薪水，讓他下定決心要在今年離開台灣，去歐洲工作。
「所以我曾想過去國外工作，但因為家人而不敢走，怕萬一走了發生什麼事情。」顯然母親去世的陰影還沒消去，讓黃瑋隆以家人為優先，放棄出國工作這件事。但言談之間，我可以感覺到他在金錢的壓力之下，對於出國工作的憧憬。雖然他也知道在國外工作不見得都是美好的，但比台灣高出甚多的薪資，讓他還是躍躍欲試，只是在家人與國外工作的兩難，最後還是選擇了家人，讓自己繼續困在現實的泥沼之中。
「我就覺得很絕望，絕望到你會覺得幹嘛留在台灣，好像留在台灣只是為了照顧父母而已，除此之外我覺得沒有必要留在台灣。」
絕望的南國
面對南部不友善的就業環境、漸漸追上的物價與越來越高的房價，再想到長輩的期望與現實狀況的背離，黃瑋隆透露出絕望的情緒，「南部看到的現象就是絕望，我是絕望啊。」
絕望。在黃瑋隆的言談之中，出現好幾次絕望這樣的字眼。這和他充滿陽光的外表實在不搭，甚至不該和絕望這兩個字搭上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平常絕少把這些情緒和其他人分享，或是談的議題太沈重，導致他一下子把情緒倒了出來。
「你知道嗎，我剛說我身邊做服務業的朋友，這些領26K、27k在南部算是不錯了，你看他們交了男女朋友，問他們有沒有想要結婚，卻可能不會結，那未來在哪裡？聽他們講就是沒有感覺，他們一直活在無止盡的小確幸。但這不是怪他們，沒辦法，因為環境也只能給他這樣子。問他們未來在哪裡，他們說你想那麼多幹嘛？你會看到身邊很多、非常多人都是這樣，還不是個案，十幾二十個。連你臉書的朋友有一部分也都這樣在過活的時候，你說不會絕望我覺得很困難。」
我可以體會黃瑋隆內心深處一定是苦悶至極，特別是與女友的婚姻因為房價而讓他選擇逃避，懸在空中的人生不想步上母親的後塵，黃瑋隆選擇忠於自我，卻成了厭世代。我不禁想著，如果擺脫了購屋這件事，是否大多數的厭世代就可以擺脫財務的泥沼，邁向更寬廣的人生？或著把物欲這件事情降到極致，追求靈性的生活，而不是汲汲營營於金錢之上？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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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人的台北】
重新認識貧窮，讓我們解決貧窮的問題，而不是解決貧窮的人。
10/6-10/22 一起看見、聆聽、體驗、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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